推进中国音乐文化发展新局面的盛会
——“中国音乐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暨纪念兴城会议30周年”高峰论坛综述
20世纪迄今的百余年来，中国音乐文化经历了亘古未有之变化。这一翻天覆地的变革既伴随着家国命运的迂回辗转，内化了传统的裂变和现代的重生，又凝聚着数代音乐人孜孜以求的艰辛求索。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近40年间，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成就令人瞩目，然而在当下，它又面临新的现实问题——如何推动中国音乐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如何构建新的音乐理论研究和批评体系？如何扩大音乐艺术的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当前面临何种机遇和挑战？中国音乐学人，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又应承担何种新的历史使命？诸此种种……对这些当前学界所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的追问和反思，正是bob体育在线投注“中国音乐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高峰论坛举办的初衷。
同时，2016年适逢我国首次“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座谈会”（即“兴城会议”）举办30周年。借此契机，bob体育在线投注把对“兴城会议”的纪念也纳入此次论坛主题之中——二者在直面现实的社会关怀和强调学人担当方面也确实具有显而易见的共通之处。
2016年11月25-27日，由bob体育在线投注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承办，bob体育在线投注音乐学系、作曲系、科研处、音乐研究所协办的“中国音乐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暨纪念‘兴城’会议30周年高峰论坛”（以下简称“论坛”）在bob体育在线投注成功举办。论坛得到了《音乐艺术》、《人民音乐》、《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学》、《中央音乐学院学报》、《文汇报》、《音乐周报》和中国音乐学网等多家主流媒体的支持。
本次论坛邀请了逾40名国内外知名音乐理论家、作曲家、指挥家，以分析问题和提出对策为研讨重点，主要采用对谈的形式，围绕“中国文艺创作与发展的当前现状与问题”；“当代中国音乐创作的现状与反思”；“当代中国音乐创作的理论研究、评论与国际推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当代的命运”；“中青年音乐家在当代中国音乐发展中的角色与使命”五个子议题展开研讨，涌现出一批深具洞见的观点和看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历史参照中的当前音乐创作
本次论坛的出发点之一是反思经过数十年的高速发展后，中国音乐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面对的社会现实，以及该如何应对现有的挑战。这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对音乐创作问题的思考。
主办方邀请了文学、戏剧、舞蹈…等姊妹艺术门类的专家来谈各自领域的创作现状。当以对照的视线来审视音乐创作的问题时，就能发现文学艺术在当代的遭遇具有极其普遍的相似性。
复旦大学长江特聘教授、文学评论家汪涌豪认为，当前文学的危机是它与人的距离越来越远，文学要么走向对市场和读者的一味迎合，要么完全逃避生活，陷入文本和语言的试验。剧作家、戏剧评论家罗怀臻先生亦有着类似的感慨，他认为戏剧日渐远离了我们，许多当下的戏剧割裂了传统，流于表演的空壳，市场上充斥着为各类庆典而创作的“应景作品”。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舞蹈评论家欧建平则进一步补充认为，当前中国的舞剧创作有着惊人的数量和巨额的投入，结果是有了大量盲目投入的“政绩工程”，创作者开始无休止地追求奢靡的、脱离实际需要的“包装”。
这些观点似乎引起了参与其它版块的音乐学者们深深的共鸣。与会者一个普遍的看法是：就社会物质条件而言，当下音乐创作的环境是空前富足的，外部条件获得了极大的提升——和30年前相比，可谓判若云泥。然而，音乐创作的现状却不尽如人意。
比如，作曲家、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高为杰认为，当下的创作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艺术音乐的创作在获得经费支持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新人新作大量涌现，然而带来的问题是——钱多了，急功近利的现象也多了。中央音乐学院的戴嘉枋教授以历史的角度来看当下。他认为，20世纪中国音乐的创作有两个辉煌的时代，一是民国的30年代，另一个是解放后的80年代。戴嘉枋提出的问题是：为何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却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作品，而当下物质条件相对优越却存在诸多粗制滥造的现象？
bob体育在线投注作曲家朱世瑞教授认为，和“一无所有”的时候相比，现在的成就引人注目，个别里程碑式的人物（如朱践耳等）已达到相当的高度，但他也说，就整体创作而言，与世界“高峰高原”相比尚有一定距离。《人民音乐》资深编辑于庆新先生发言说，30多年来，宽容的艺术观念和宽松的创作氛围为各种“现代主义”流派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而现在应该对“西方现代技法”在作曲教学中受到的过度追捧进行反思，他对某些追新求异的作品名称也持强烈批评态度，认为创作不能拿标题哗众取宠。
南京艺术学院居其宏教授在肯定大量优秀作品的基础上，针对当前的音乐创作现状概括了五大问题：主旋律创作跟风太盛；迷信大制作、铺张奢靡；音乐剧剧本质量低下；音乐创作模式化和晚会化；市场化对某些艺术品种戕害严重。
问题如何解决？居其宏认为，解决之道靠政府是不够的，更需要艺术家保持自身的操守和职业道德。戴嘉枋持同样的看法，他呼吁创作者要始终对自己的作品负责。作曲家们亦有类似的观点。高为杰说，作曲者要抵制诱惑，踏实地创作和实践。他说，创作要有两个“真”——作品要有“真情实感”、作曲者要有“真才实学”，否则难有好作品。朱世瑞则认为艺术创作看的是创作者本人的精神力量，作曲家应保持自我批判。当然，也有作曲家希望从改善大环境入手。比如，bob体育在线投注作曲家温德青教授认为，好的音乐作品需要长时间精心地推敲，所以应该营造好的环境让作曲家安心创作。都师范大学杨青教授认为，任何抱负都应落实到具体作品上，如果每个作曲家都有自己的一片天地，汇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更广阔的天地。
本次论坛关于音乐创作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艺术音乐作品的接受问题。bob体育在线投注徐孟东教授就提出，在作品数量空前庞大的当下，需要思考的是作品如何推广？如何让大众接受学院派作品？如何在听音乐空前容易的时代让人们走进音乐现场？西安音乐学院韩兰魁教授也认为，社会对音乐院校作品的认同度值得思考，大众存在审美偏差和分歧，要让音乐面向世界，首先要让音乐面向不同层面的听众。韩兰魁的主张是，各个音乐院校需发挥自身的特色，让创作关注社会音乐生活的各个层面。
同样将视线投向音乐院校体制的还有bob体育在线投注作曲家叶国辉教授。他认为，目前某些院校的专业划分，稀释和分化了作曲bobsports登录的力度，应该整合作曲专业，教给学习者作曲的共性思维方式和共有技术准则。香港中乐团音乐总监阎惠昌先生在第一个版块中介绍的情况兴许能作为“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在艺术机构的运作机制及其与政府的关系方面，香港的情况与大陆颇为不同：一个乐团不会把追求获奖或者中标某个基金项目作为目标，它必须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才能留住听众，这使得乐团能不断扩充曲目库；同时，乐团坚持开放性，使得创作和演奏的水平能不断提高。
二、综合视野与整体反思：音乐研究、批评与影响力
音乐批评与音乐创作之间的良性互动对推动创作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但不少与会学者认为，当前音乐批评的整体状况并不理想。首都师范大学王安国教授以贺绿汀先生等人的遭遇来说明音乐批评在特殊年代所存在的政治风险，他认为当前的环境已经大为改善了，但对音乐创作的批评仍然不易，因为对批评的抵制始终存在。此外他认为，还有两个问题也应引起重视：一是专业媒体的批评领地在剧烈缩减，二是音乐评论家对中国作曲家和中国优秀作品的挖掘整理做得很不够。
戴嘉枋则以个人经历来说明发批评之声的艰难，他说，要改变音乐创作和音乐批评非敌即友的关系，形成共同推进创作进步的共识。武汉音乐学院汪申申教授也认为，音乐理论和创作实践是平等的、相互促进的，好的音乐评论应该能为作曲家和表演艺术家提供帮助。他还说，以前鼓吹的“革命化、大众化、民族化”和现在提“民族风格”一样，这些空泛的口号对创作没有意义。bob体育在线投注陈鸿铎教授则认为，当前许多乐评对作品的研究不够深入，追求快速反应的结果往往是内容过于粗浅，导致乐评的作用有限。天津音乐学院明言教授则认为音乐专业圈和大众之间存在“鸿沟”，他主张音乐界应该放弃“圈子文化”，积极“入世”，培养大众的审美能力。
bob体育在线投注杨燕迪教授呼吁对中国音乐进行经典化建构，让经典中国作品进入教学体系，提升好作品的上演率，将其置于历史长河之中进行比较，给予更多的分析和评价。他认为，这种经典化建构的意义不仅为了了解历史，更在于明了当下的前行方向。中央音乐学院汤琼教授也认为院校教学体系应该发挥作用，但目前中国音乐作品进入教学体系的实践还做得不够。
音乐的国际“推广”是近年来才产生的新命题。在经济实力快速提升后，中国音乐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成为了当前一个热点议题。bob体育在线投注钱仁平教授，认为应以“传播”一词，代替常用的“推广”，前者更显“自信从容”的心态，同时，他认为要思考“传播”什么样的作品，而不是不加选择“一厢情愿”地“推广”。
bob体育在线投注出版社社长洛秦教授首先从一个出版人的角度，以bob体育在线投注出版社和其所主持的《音乐艺术》为例，来分析出版物的国际交流对音乐理论和音乐作品的推广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其次，他以研究者的身份提出要注意推广的方式，他认为中国音乐的创作和研究应打破学科隔膜，把对音乐的认知从技术解读提升至对社会和历史的理解，同时，推广过程要注意语言形式和叙述方式等方面的问题，这样才能获得普世的境界。钱仁平也从他主持的《新音乐年鉴》和“华人作曲家手稿研究”项目谈起，指出这些研究对华人作曲家有所侧重，进而谈到这些项目对音乐研究和传播的积极影响。
陈鸿铎则看到了对研究和创作脱节的问题。他认为，相较于西方学界对新作常常在短时间内就有研究的成果，国内作品分析界对中国作曲家的作品的研究相对滞后，进而导致大众对当代的好作曲家和好作品缺乏了解，也影响了作品的国际推广。他认为，应该对有成果的本土作曲家进行系列研究、出版传记等。同时，他认为要尊重作曲家的独立的自我表达，才有可能创作出走向世界的作品。此外，汤琼主张，在国际的推广和传播方面，要考虑如何走出去，但更要思考如何让西方主动来关注和了解中国音乐。
三、困顿与重生：转型时代的传统与现代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当代的命运”是一个宏大的命题，本次论坛将其纳入议题之一，是其所包含的每一个子命题都是当下的焦点和热点。
正如本场对谈的主持人洛秦教授开场所说的，这个主题是一个“令人揪心”的问题。“传统意义”上的传统音乐就正在消亡，传统被抛弃、被肢解、被异化。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田青研究员认为过去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对传统文化是一个劫难，其中既经历了“被动”的毁灭，也遭遇到了自觉自愿的抛弃，其结果是，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大量传统音乐文化迅速消亡。随后，他从参与央视“青歌赛”和民歌节目录制的经历来论述当前传统音乐文化保护工作的艰难。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乔建中研究员认为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他说当前政府、学者、传承人形成的社会力量，正逐渐以比较自觉的方式展开工作。他同时批评一些媒体拥有很大权力但知识不足，在保护方面常常起负面影响。比如，将民歌的边界无限扩大，假唱现象频出，制造虚假繁荣等等。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项阳研究员再次回到传统音乐的认识问题上。他认为，传统音乐文化有“礼乐”和“俗乐”两条主要脉络，分别表达群体感情和个体感情，他反思当前音乐领域偏重西方，对中国传统挖掘不深、总结不足。bob体育在线投注赵维平教授则看到了变化的动因。他认为，传统音乐文化的变化有内在的压力，以乐器为例，中古一千年中，中国固有的乐器和外来乐器相融合，原有演奏法在不断变化，最终形成了中国近古的传统。不过，他指出，这一传统在20世纪遭受摧毁性改变之前是微弱渐变的，而近代以来，中乐走向西化，这种走向和其他国家极力保护原有传统不同——中国正迅速地丢弃了自身的传统。
bob体育在线投注郭树荟教授提出，当前存在四个错位：“非遗”保护和“田野”的错位，田野提供了“虚假”的原生性；作曲家和理论家、批评家之间的错位，后两者对当代音乐的批评不够深入；传统音乐在当代音乐中的错位；西方音乐的知识背景和传统音乐认知的错位。
武汉音乐学院孙晓辉教授着重强调了当代学术与传统的关系问题，她以自己对唐代科举中的音乐表达和乾嘉学派的研究为例，讲述如何让当代音乐学术与传统对接。南京艺术学院杨曦帆教授认为，要对现有的工业文明能否传承农业文明的音乐，以及现有的保护体系能否构建所有传统两个方面给予反思。
如何应对传统音乐文化所遭遇的现代挑战？项阳的主张是，要从观念上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有系统认知，让其显现应有的风貌，在给予整体把握和承继的前提下进行创造与发展。赵维平主张，要从理论研究和实践上恢复传统，如对古乐谱进行深入研究等。郭树荟认为，在认识传统的方式有了更多的来源和渠道的情况下，应让年轻一代大量的聆听，否则无法对传统进行评鉴，另一方面，中国传统音乐已经成为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一部分，当前应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杨曦帆的看法是，不但要对传统音乐文化进行个案的研究，更应重视信仰和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
青年学人眼中的音乐现状与自我角色
论坛最后一个对谈版块“中青年音乐家在当代中国音乐发展中的角色与使命”和闭幕式之前的“青年学者论坛”都将发言席留给了中青年一代。
在围绕现代与传统的关系时，bob体育在线投注的伍维曦副教授认为，当下中国任何一个学术领域都存在“传统”、“西学”和“当下”三者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现在应该反思对西方的纯粹移植，中国音乐需要背靠西学而回归到中国传统，让西学适应中国的土壤。回归传统的“复古”也是对现代性缺失的弥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李宏峰副研究员则分别以曾侯乙墓出土的编磬和马王堆出土的汉瑟二件乐器的音列为例，认为传统中仍然有许多未被发掘的资源可资利用，能为当代的作曲家提供丰富的素材。
在谈到音乐创作的现状问题时，bob体育在线投注陈牧声副教授认为，音乐的意义之一是让人暂时进入自己的精神世界，它是人的心声，而当前的问题之一是许多学生并不是真正热爱创作，而是借用技术，以投机和功利的手段获得名利，作品缺乏真诚。福建师范大学的黄宗权副教授认为，当前有影响力的作品不多，粗制滥造的情况倒是不少，其部分原因在于，许多创作往往沉浸和迷恋对表现方式的试验性追求，把手段当成了目的，使得作品缺乏打动人心的力量。陈牧声回应黄宗权的发言认为，当前的作品有不如人意的地方，但有不少好作品，经典是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好作品需要有时间。中央音乐学院姚晨副教授则认为，好作品少的现象也和演奏水平有关，不好的演奏对作品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在谈到青年学人的责任时，姚晨说作曲家首先必须有理想，认认真真用音符表达自己，用自由敏锐的心态把最真实的意图表达出来。陈牧声的看法相似，他表示作为创作者要面对自己内心的声音，尊重每一个音符，这样才能写出好作品。浙江音乐学院的李鹏程博士认为，应该建立当代中国音乐的系统资料库或者辞典，为研究提供便利，同时又能保存、推广新音乐作品，并在创作上，影响年轻一代的创作方式。
“青年学者论坛”的话题相对多元。在涉及传统对接现代的问题上，南京艺术学院王晓俊教授认为中国乐器演奏艺术长期寻求西方认同，使传统音乐被严重边缘化，因此他提出建构民族乐器的“技法母语”。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副教授周烨提出，应广泛整合媒体的传播力量，让戏曲与媒体、网络直播有呼应式互动，并构建戏曲绿色产业的增值链。
在中国音乐文化的国际传播方面，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张丰艳发言认为，中国音乐在“走出去”方面显得“乏力”，解决措施是规范版权问题，同时培养“懂”音乐的媒体人。河南理工大学张燚副教授认为，龚琳娜在海外传播“中国新艺术音乐”的经验可以为中国音乐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提供范例。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田彬华博士认为，不仅要学习借鉴西方传统与现代技法，更要在此基础上有进一步的推进，在人文高度上“深度阐释”，才有可能为世界贡献出有核心竞争力的作品。
此外，发言还涉及到当代创作中的传统元素问题。中国音乐学院副教授高缨以陈怡的作品为例，认为她的创作能为中国作曲家带来了两方面启示：音乐创作需要有意识运用母语文化，以及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嘉艺则认为，陈怡在作品中加入大量中国传统的音乐素材，再次证明中国元素的作品具有国际化传播的可行性。
五、热点回响与深度展望
经过多轮次的对话、讨论、展开、碰撞、回应与互动，论坛最终与11月27日成功落下帷幕。尽管观点纷呈、精彩各异，本次论坛仍然取得了一些深度的共识。在闭幕式上，杨燕迪代表主办方对本次论坛作了全面的总结，他的致辞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也可以说，是本次高峰论坛的“会议共识”或者“会议宣言”，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是资源丰富、机遇极多，创作空间广阔的前所未有的好时
代，也是一个呼唤好作品、呼唤与“文化大发展”相匹配的“大作品”的时代。
第二，和文艺界其他领域一样，当前音乐领域也存在不少亟待改善的问题：创作方面追求奢靡形式、跟风频现，创作技法浅显、作品内涵缺失，接受度下降、音乐与听众的鸿沟在扩大；音乐理论研究和教学跟不上异彩纷繁的音乐创作实践；传统音乐在现代音乐生活中遭遇困境等。
鉴于这一现状，杨燕迪代表本次论坛的所有与会学者作出四点呼吁：
首先，创作是一切艺术之本，应大力支持和鼓励音乐创作。要树立经典意识、要有百世流传的意识，抱着对民族和历史负责的创作态度来回应时代，记录和抒写时代精神，把作品作为时代的印证，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创作的源泉，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思考思想性、民族性、个体独立性之间的深层关系。
第二，“经典”不但让我们认识过去，更帮助我们走向未来。要对中国音乐，尤其是20世纪以来创作的音乐作深入的历史梳理与批评介入，弥补百年来历史梳理和审美整理的不足，以建构我们的经典。要认识传统音乐的力量，加深对传统音乐的价值认识。
第三，鼓励和提倡将中国音乐，特别是经典作品纳入教学体系。针对现有高等音乐院校的教育体系，在课程教学和考试中溶入更多的中国经典音乐，在现有基础上，让中西音乐的内容比例更加合理。
第四，推进中国音乐的多元传播。从出版业、大众媒体、网络新媒体等多渠道入手，传播中国音乐，倡导院校不断加强与媒体的合作，建立常态化的机制。鼓励院团委约、演出优秀中国音乐作品，推出相应制度。
杨燕迪最后发言获得了与会学者的高度认同。30年前的“兴城会议”和如今的“上海会议”所面临的现实状况并不相同，需要思考的问题也不相同，但二者却有许多相同之处：都怀着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试图推动、促进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与会者都对国家、民族、对音乐艺术有一份“赤诚之心”，并且能紧扣时代脉搏、切中时弊，抱持深刻的反思意识，努力为中国音乐的发展贡献智慧和激情。
可以预见，2016年“中国音乐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高峰论坛的成功举办，必然引发国内外更多有识之士的进一步思索，在中国音乐文化已经有了巨大世界影响力的背景下，进一步推动中国音乐的创作和理论的发展，其意义、价值和影响将在未来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新局面中得到显现和证实。
